要如何维持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呢?

职场父母要如何维护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呢?

答案是可能不行,因此大部分的职场爸妈,尤其是妈妈常常感到愧疚。

为了尽快回到电脑前而敷衍应付睡前故事,为了完成某项工作而晚了接孩子放学,每每这些时候,吉尔都得与负罪感作斗争。她说:“如果我的孩子放学时是最后一批被接走的,他们脸上的神情会让我非常难受。”她不得不主动抑制这些负面情绪,以免影响工作。

职场爸爸妈妈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尤其是职场妈妈时常哀叹,她们在平衡职业需求和当好父母的愿望之间遇到挑战。

然而,新的研究表明,这些负面情绪会对职业生涯造成直接影响——心存愧疚的父母在工作中往往效率较低。这是因为当他们自认为育儿不力时,就会退出导致这种情况的活动,这可能会阻碍职业发展,甚至导致部分人离开职场。

在这个离职率创新高的时代,理解这种愧疚感和工作表现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几乎所有员工都不得不面对平衡工作家庭的难题,如果社会和雇主可以花些时间来了解自身能够提供的支持,不仅可以改善为人父母的处境,还可以在前所未有的经济动荡时期帮助女性保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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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身份威胁”

为人父母者,特别是女性,长期以来一直被鼓励既要赚钱养家,又要照料儿女。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女性大量进入职场,“两者兼顾”的观念空前流行。

然而近年专家提出质疑,要高效、愉悦地兼顾工作和家庭生活并取得成功,对女性来说是一个难以企及的标准。如今,人们已经更广泛地认识到职业与家庭角色相结合的挑战,但许多父母仍然感到“必须做得更好”的压力。

美国西北大学管理与组织教授辛西娅·王由于个人经历而产生了研究育儿愧疚感的兴趣。辛西娅和她的研究团队都是供职于英国和美国大学的专业人士,也都为人父母。尽管非常珍惜自己的事业和孩子,他们也全部遭受巨大的压力,想要成为完美的父母和完美的员工。

他们决定调查一下,当职场爸爸妈妈觉得自己没有达到社会的期望,无法很好地兼顾家庭和家庭时,后果会怎样。他们让数百名上班族父母在上班前完成一项在线调查,评估他们的情绪稳定性和应对压力的能力。接下来,受试者需要根据自身情况对一系列陈述打分,诸如“我作为父母的角色被消极看待”。辛西娅团队测试的是“父母身份威胁”,即当父母作为看护者的角色受到职业需求的挑战而无法平衡两者关系时的感受。

辛西娅解释道:“父母身份威胁指的是你在工作过程中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好家长。例如,你加班到很晚的时候,同事可能会问你谁在看孩子,或者你孩子的学校在招募更多志愿者陪同实地考察,但你因为要上班不能参加。这些事情会让父母感到愧疚。”

工作结束后,受试者需要报告在为人父母的身份受到威胁时,有否感到惭愧、尴尬或丢脸,以及当天的工作成效。研究表明,当父母遭受高水平的父母身份威胁时,他们的愧疚感更高,而生产水平更低。

“当父母责怪自己的育儿方式时,会从那些引发愧疚感的情况中抽身出来,也就是说,他们会远离自己的工作职责。”辛西娅如是说。通过让自己远离工作,员工试图通过发出信号,表明他们不会让工作对他们的育儿责任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减低愧疚感。这样,别人就不能说他们为了工作忽视孩子。”

02

“她只会记得我一直在工作”

对于许多职场爸爸妈妈来说,疫情模糊了育儿时间与工作时间之间的界限,加剧了现有的挑战。

安吉拉是一名顾问,她现在住在美国,有一个孩子。疫情期间,她因为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的冲突而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孩子上网课时,我丈夫也在开网络会议。然后老师会给我发信息说,‘我们上课时能听到你们那边开会的声音呢。’我们的房子很小,真的没有完全安静的空间啊。”

在家教育女儿和回应客户需求之间的冲突,更是加剧了她本来的负罪感。安吉拉说,她正努力多陪伴女儿,设定界限将更多的时间用在家庭事项上。即便因为优先考虑家庭而没能按时完成工作,安吉拉仍然担心女儿记忆中的童年只有父母醉心工作的身影。“我害怕,我为她做的那么多事情,我费尽心思陪伴她,她却只记得我一直在工作。”

美国神经领导力研究所的人力资源顾问克丽丝蒂·普鲁特-海恩斯表示,疫情期间许多父母遇到和安吉拉一样的苦恼。

她说:“过去很多人把离开办公室当作一天工作结束的信号,然后向父母模式过渡。但当你的工作场所和家在同一个地方时,就很难在员工身份和父母身份之间进行思维转换。总的来说,我们发现,疫情期间父母工作时间更长,养育子女的需求增加,很难找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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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重愧疚

对部分人来说,对育儿不力感到愧疚可能只会对工作效率产生短暂的影响。但如果工作时负面情绪根深蒂固,员工可能会更大程度地逃离办公生活。

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内奥米•墨菲表示:“对于育儿心怀愧疚的人更少在会议上作贡献,也较少主动参与新项目。他们还会变得易怒和有戒心,与同事的关系也会受到影响。”

最坏的情况下,这种愧疚感可能导致更高的员工流失率,正如员工工作不开心就会辞职,而这将影响劳动力形态和女性角色。数据显示,2020年中期,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降至30年来的最低水平,2020年3月至2021年8月期间,美国劳动力中三分之一的女性离职。一项全球调查显示,促使妇女离职的主要原因是疫情导致工作职责增加,以及难以在承担大部分家庭责任的同时履行增加的工作职责。

纽约理工学院心理学助理教授梅利莎·休伊表示,重返办公室也开始带来另一重愧疚感。

“发现这些时间花在了工作而不是孩子身上会令人感到沮丧。结果就是,工作效率下降,日常工作忽然变得毫无意义或不如疫情前重要。这种愧疚感,再加上许多人正在经历的倦怠,可能是眼下空前辞职潮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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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育儿愧疚感合理化

墨菲认为,为那些平衡职业和育儿的人创造一个更好的工作环境,应该成为雇主的首要任务。

她说:“承认羞愧和内疚是为人父母的正常组成部分,会有很大的帮助。雇主应该开放对话,承认员工目前身处较为复杂的生活环境,承认这是必经的人生考验之一。大多数人都是为人父母,或者在某个时候经历过这样那样的情况,所以他们会理解那些在愧疚中挣扎的员工。”

辛西娅表示,寻求强有力的支持网络或情绪稳定的导师可以帮助员工这种愧疚感,同时,重塑对于这种愧疚感的认识仍然任重道远。

“社会给职场爸爸妈妈施加了很多压力,要求他们尽善尽美。”她说,“我们要明白,父母和员工都不可能是完美的。研究表明,当人们面对任务感到压力时,如果有人告诉他们负面情绪实际上有益而不是有害,将能够减轻他们的愧疚感,甚至提升他们的工作表现。”

普鲁特-海恩斯补充说,工作场所必须允许员工谈论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以及“看似不可能实现的工作家庭平衡问题”。“当我们认为自己做错事时,往往会感到羞愧。如果雇主能够认同员工兼顾两头的压力,员工就不会那么自责了,他们只会觉得人人都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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